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迫使中国企业向资本密集阶段升级。
我们过去的基建投资虽然对刺激需求发挥了正面作用，但多数情况下也制造了经济过热和宏观不稳定。支持的一方认为新基建势在必行，尤其对稳定和提升疫情后经济的需求水平至关重要。
但新基建这个概念突然进入经济学家讨论疫情后经济恢复的视野并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让我诧异，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基建二字惹的祸。对中国而言，不管怎么说，我们已有较高水平的基建存量，不到万不得已，基建投资节奏无须绷得太紧，这样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做更周密的考虑，尽量减少失误，有利于长远发展。不过这并非说基建可有可无或不重要，而是隐晦地抱怨过去我们搞基建过了头、过猛了，它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也威胁了金融稳定，影响了其他同等重要的民生支出。我想这是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对基建二字还心有余悸的根源。最后也要说到，不管新旧，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周期长、投资大、财务回报率低，而且往往需要超前规划，它的不确定性大，因而事后风险也大。
当基础设施存量不断扩大之后，持续新增同类基建投资对GDP的边际贡献就会快速下降。关于这方面，我们的教训不少。盛斌通过测算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强调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重要目标与内容。
西方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仅暴露了其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以致政府职能缺位和应对乏力，还激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凸显。蔡昉针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补足的短板，建议通过前沿自主创新形成创造性破坏机制，显著缩小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世界历史趋势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本质，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作为重中之重，必须以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蒋永穆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筑牢共同富裕实现前提的关键举措、助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现实需要、满足共同富裕实现要求的应有之义，要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等现实挑战。
加强社会共济、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刘凤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新动向并不会消除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产生新的消费困境，加重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剥削等问题。金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底必然是富含历史和经验因素的中国现实。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潘家华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能源系统跃迁的动力，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要切实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具有同质能源服务属性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加，成为碳中和革命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持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高度重视省际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
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如何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实现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已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建设现代化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质量的有效提升。
还有学者从弥合数字鸿沟的角度，结合我国现实背景进行了探讨。葛浩阳认为，资本的掠夺扩张逻辑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
应重点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顾海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加显著的中国底蕴。继续推动资源重新配置，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郭克莎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增强消费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与公有制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王金照总结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
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与小空间因情制宜的有机结合。消除制度性差距，让农民农村在再分配中以更大比例获益。
也就是说，新技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应用的狭隘界限后才能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李佐军认为，全球价值链正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既有国际分工演进规律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国内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深入解读经济实践，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意蕴及其独创性贡献，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当然，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厘清影响开放的外部环境问题、观念认知问题和规则对接问题，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放在抓住并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界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与时代担当。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农产品、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国民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事关我国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繁荣。
刘元春总结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四个理论创新陷阱。齐俊彦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成为在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
（执笔：钟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进入专题： 经济学研究 。陈宗胜强调，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故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勤劳致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洪银兴认为，中国经济学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是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的同时，植根于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成为致用的经济学科。
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保持经济合理增长。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林伯强表示，2030年碳达峰的峰值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也取决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要通过平衡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
张亮认为，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逻辑，才能超越传统数字商品生产论域的批判边界、突破数字资本附身生产领域的认知闭环，清除资本增殖逻辑在流通领域视而不见的理论盲点。宋宪萍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逻辑导向的世界经济金融化与空间化并不能解决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放大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
部分学者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的重塑。推进城乡双向开放，让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效应更公平地扩散到广大农村，使广大农民受益。
聚焦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现实与热点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